1956年，浙江龙泉；16岁的何招娣像往常一样上山采草药贴补家用。锄头翻土时，一块青色瓷胎露出地面，由此牵出一件跨越千年的器物。经鉴定，这是一件造型别致的南宋龙泉窑舟形砚滴，属于难得的文房器。彼时何家年收入不足百元，生活拮据，但一家人仍决定将文物无偿交给国家，只领取了相当于半年收入的68元奖励。
岁月流转，何招娣当年发现的舟形砚滴已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陈列数十年，见证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健全。那位上山采药的少女也已至耄耋之年，她的人生跨越了国家从艰难走向富足的时代变化。她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被记住，不只因为守护了一件珍贵文物，更因为在困顿中依然选择了把公共利益放在前面。在物质条件更充足的今天，这种对规则、对公共财产、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依然稀缺而重要。如何让这样的选择成为更多人的自觉，正是新时代文物保护与社会文明建设需要共同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