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重塑全球发展格局。
语言大模型、多模态系统、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加速演进,推动智能技术向更高维度跃升。
然而,技术进步与治理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国际社会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清华大学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指出,智能技术在创造巨大普惠价值的同时,正在全球范围催生新型智能鸿沟。
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系统失控等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这些问题的跨国界、跨领域特征,使单一国家或机构难以独立应对,凸显全球协同治理的紧迫性。
当前治理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从体系架构看,尽管联合国系统、二十国集团、区域性峰会等多边平台持续推进相关议程,但各方机制缺乏有效衔接,整体呈现碎片化分布。
从规则效力看,现行国际治理主要依靠伦理准则、行为守则等柔性规范,缺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框架。
从工具储备看,针对不同应用场景、风险等级的差异化治理手段尚未成型,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现实需求。
匈牙利科学院学部委员托马斯·葛格里从技术演进角度分析认为,数字空间正从被动工具转变为具备自主性的经济社会力量。
技术深度渗透生产服务、医疗教育、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重塑着全球治理的底层逻辑。
若缺乏国际协调,各国可能陷入失序竞争,在追逐技术领先的过程中忽略安全评估与伦理审查,最终加剧系统性风险。
南非豪登省合作治理部首席主任安东尼·穆恩萨米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这轮技术浪潮中面临双重挑战。
既要应对基础设施薄弱、人才储备不足等现实困境,又要防范技术依赖带来的主权安全风险。
如何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确保技术红利公平分配,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与诚意。
来自中东地区的企业界代表英厄·冯贝勒强调,建立互信、透明、可预期的监管环境,是技术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阿联酋去年出台的治理宪章、欧盟基于风险分级的监管体系等探索,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但各国实践仍需在国际层面形成更大合力,避免规则割裂造成新的壁垒。
面对治理赤字,国际社会正在凝聚更多共识。
一方面,需要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形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治理平台,确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提供方与应用方、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等各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规则制定。
另一方面,应加快完善从伦理原则到技术标准、从监管指引到法律规范的多层次治理工具箱,针对不同应用场景设计差异化方案。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此轮全球治理进程中展现出积极姿态。
世界智能大会暨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为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搭建重要平台。
中方倡导的以人为本理念、智能向善原则,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组织的认同与响应。
专家们一致认为,技术本身并无善恶,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规制。
唯有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福祉置于治理框架的核心位置,确保技术发展轨迹始终沿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智能技术的普惠共享。
这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也需要基层实践的持续创新,更需要国际社会超越分歧、携手合作的政治智慧。
技术进步从来不是目的本身，关键在于由谁掌握、为谁服务、如何约束。
人工智能发展越快，越需要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与与时俱进的制度安排。
以开放合作凝聚规则共识，以系统治理守住安全底线，以普惠导向弥合发展差距，才能让智能化浪潮更好增进共同福祉，推动人类社会在创新中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