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的“门神”到民国时期的年画，中国年的“视觉史”可以分为多个阶段。远古时代，先民把雷电、桃木和猛兽当作神灵，把它们画在门板上驱邪避凶。这样的做法，把人们对未知的恐惧转译成可视的护符。汉朝时，县官在除夕前装饰桃人、垂苇茭和画虎，为了抵御凶神恶煞。蔡邕还把两位捉鬼的勇士神荼和郁垒具体化了，赋予门神镇宅和迎祥的双重意义。两宋时期，年画从“驱邪”转向“纳福”，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钟馗、关羽、赵云、秦琼和尉迟恭等武将手持兵器，但不再狰狞可怕，而是笑眯眯地迎接新岁。这个时期，木版彩色套印技术让年画可以批量复制，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门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都记录了这热闹场景，年画完成了向“年话”的转变。明清时期是年画的辉煌时代，四大名镇杨柳青、杨家埠、桃花坞和潍坊杨家埠崛起。杨柳青年画用复杂的水陆画稿套印多次，色彩雅致；桃花坞版画线条纤细如发；武强年画则粗犷豪放。各地风格各异但共同把年画推向了鼎盛。清末民初，农村市场萎缩，洋布、洋纸和洋颜料涌入；城市里出现改良年画和月份牌年画。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年画更以民间形式登上战场。1946年，石版年画《军民同乐》里八路军与老农同举彩灯，成为抗战的“广告”。新中国成立后，新年画继承传统程式却大胆借鉴油画、漫画等手法。焦墨勾线、平涂重彩和满版构图等手法被运用其中。专业画家加入创作队伍让年画摆脱乡土标签。从《幸福渠》《哪吒闹海》到今天的《金鸡报晓》《全家福》，它们始终站在时代潮头用火红的纸把中国人对未来的热望贴在每扇家门上。 这些年以来，关羽、南海、天津、孟元老、宋徽宗、尉迟恭、山东、朱仙镇和杨家埠等人物和地点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