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抱团”给人们带来了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仅表现在地铁让座和排队礼仪上，公司里的年功序列也将这种安全感固化为一种习惯。这种集体主义文化让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并将“稳定”深深刻入了一代人的DNA里。当周边国家后来居上，日本开始感受到威胁，人们开始意识到“不进则退”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困境。 富士绫香是东京一家IT公司的设计师，她把公司里用的Sketch模板搬上了素材分享网站。这个网站在2月上线后，她的收入在当月就达到了2万日元。到了3月份，收入更是突破了10万日元。在居家办公期间，她把兴趣和收入结合起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乐趣。新冠疫情相关的素材发布量同比激增50%，这也证明了技能商品化已经成为一种自救的有效途径。 小山未纱是东京一家IT公司的程序员，疫情让她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织毛衣。她把这个兴趣转化成了副业，每个月可以赚到几万日元。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副业，她干脆搬回老家仙台，租下一间小铺面，白天上班、晚上教手工制作体验课。通过这个方式，她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10月19日，东京发布了一个名为DIVOC-12的计划。这个计划给12位导演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用索尼基金来拍摄电影。这些导演都是新人，所有演员也都是新人。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忠实表达自己的想法。上田慎一郎在发布会上说：“关掉摄影机，人和死了有什么区别？”通过电影这种媒介，年轻人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DIVOC-12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把12部短片剪辑成一部长片，在各大剧院放映。这些短片将继续把“想活下去”的呐喊传递给观众们。 面对疫情带来的困境，有些人感到绝望而放弃努力；而有些人则把它看作是一次机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无论是通过副业、手作还是拍短片来增加收入和乐趣，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尽管集体主义文化仍然存在着规则和束缚，但多一条腿走路的人们不再害怕断粮了。他们把自己的特长转化成特长+生活+收入的三重奏，这才是真正的“自救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