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看待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这一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日前举行的“南土国际金融政策圆桌会”引发学界与业界讨论。
与会专家指出，去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达1.0758万亿美元，规模创纪录并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关口，这一数据在国内外受到高度关注。
如何理解顺差背后的经济含义、如何把握政策取向，成为讨论焦点。
问题：顺差高企如何看、该不该“以顺差为目标” 李志远在会上表示，顺差是开放经济运行中的短期不均衡现象，常出现在产业竞争力上升、出口扩张快于进口增长的阶段。
顺差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效率提升、产品吸引力增强与市场拓展见效，但它更像“结果”而非“目标”。
如果将顺差本身设定为政策追求，容易陷入以数量替代质量、以单一指标替代综合福祉的误区，偏离贸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满足人民需求的本义。
原因：竞争力提升、成本结构变化与市场拓展共同作用 从机制看，顺差往往与产业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力变化相关。
当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管理优化、供应链协同等方式降低成本、提升质量，产品价格与性能更具优势，出口自然更具扩张动力；与此同时，国内对部分进口品的替代能力增强或进口价格相对上升，也会在短期内抑制进口增速，从而形成更大顺差。
近年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上升，新兴市场渠道拓展加快，叠加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共同塑造了顺差阶段性走高的格局。
同时，顺差并非单向“多多益善”。
李志远强调，贸易的核心在于交换与互利，即通过更充分的进出口实现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与更好品质的消费供给。
若把顺差等同于“赚到的财富”，忽视进口对改善供给、促进产业升级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重要作用，就可能低估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影响：既是竞争力信号，也带来外部关注与内部治理新课题 顺差扩大在短期内可增强外汇收支韧性、稳定宏观预期，并通过出口带动就业与产业链运转，有助于居民收入增长与企业投资扩张。
但在外部层面，超大规模顺差容易引发国际市场对贸易失衡的讨论，部分经济体可能以此为由强化贸易限制或提高合规门槛，外贸企业面临的规则成本、摩擦风险与不确定性随之上升。
在内部层面，过度强调“拼成本”“拼价格”的竞争方式，也可能放大企业与劳动者的压力。
李志远结合社会热词“内卷”指出，竞争本身有利于效率提升，但当竞争演化为接近个人体力与脑力投入极限、回报却难以同步提高时，就会侵蚀长期创新能力与社会福利基础。
经济迈向更高阶段，必须让竞争回归创新驱动和效率改进，而不是以透支劳动者健康换取短期订单。
对策：把握政策取向，从“看顺差”转向“看总量、看结构、看福利” 与会观点认为，宏观层面应更多关注贸易总额增长、结构升级与福利改善的综合指标体系：一是稳定和扩大外贸基本盘，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跨境物流效率和金融服务能力，帮助企业在全球需求波动中稳订单、稳市场；二是推动出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变，支持高技术、高标准、品牌化产品和服务出海，通过技术创新和质量信誉赢得长期市场；三是更加重视进口的积极作用，扩大优质消费品、关键中间品和先进设备进口，促进供给改善与产业升级，形成更高水平的进出口循环；四是完善竞争政策与行业治理，鼓励良性竞争、反对以不合理低价和无序扩张破坏市场秩序；五是同步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工时、休息休假与职业健康相关制度安排，让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为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更稳固的人力资本基础。
前景：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差波动将趋于常态化 从趋势看，随着国内需求潜力释放、进口结构优化以及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增强，我国外贸将更多呈现“总量更大、结构更优、韧性更强”的特征。
顺差的阶段性波动或将成为开放经济运行的常态，不宜简单以单一年度或单一指标评价外贸成效。
更值得关注的是，能否通过制度型开放、规则对接与营商环境优化，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跃升，并在这一过程中把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落到实处。
贸易顺差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彰显实力，也暗藏挑战。
在全球化变局中，我国需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贸易数据，将发展目标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
唯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行稳致远，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每一位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