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1072年，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时期，欧阳修在这一年里与世长辞。他的谥号被定为“文忠”，这其实就是对他一生在文学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忠诚的最高评价。说到欧阳修，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写的那篇《醉翁亭记》，可实际上他不仅是个诗人，更是个像高铁一样飞速前进、连接着唐宋文化的枢纽人物。在那个群星闪耀的北宋文坛，他既是个直言敢谏的谏官，又是个能把文风带向正轨的宗师。 他的人生起点特别艰辛。四岁的时候父亲就没了，家里穷得连纸都买不起。他妈妈郑氏只能用荻草秆在地上教他写字，这事儿后来成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靠着苦读，欧阳修24岁就考上了进士，开始了做官的生涯。别人都想着仕途平稳，他偏偏要走“刚直”这条路。刚入职没多久就因为敢说话出了名，成了庆历新政的核心成员。他主张要改革吏治、裁掉多余的官员、整顿学风，矛头直指当时官场的毛病。 这份耿直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一生起起落落，前后一共被贬了5次。从繁华的京城一直贬到偏远的滁州、扬州，仕途可以说是一路往“下坡”走。但这从来没让他低下头来。被贬到滁州的时候，他没整天唉声叹气，反倒喜欢上了山水美景，心里装着百姓，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听起来挺洒脱的，其实里面藏着“与民同乐”的理想和逆境中也不改初心的豁达。那时候他才40岁出头，就已经把官场的起起伏伏看透了。 欧阳修不只是个搞政治的硬汉，在文坛上他也是个开创性的人物。北宋初年大家都爱写那种华丽空洞的文章，欧阳修看不下去了，就领着大家搞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他高举“文以载道”的大旗，说文章得要有内容、得写得简单自然才行。他亲手打破了骈文的限制，重新塑造了宋代散文的样子。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那双识人的眼睛。他主考官的时候只看文采高低和内容好不好用。在那一届科举考试里，他一下子就录取了苏轼、苏辙还有曾巩这些有才气的寒门子弟。还顺带提拔了王安石和苏洵这些人。唐宋八大家里面有六位是宋代的，这五位里头有五位都跟他有关系或者是受了他的影响很大。 有一次他看到苏轼写的文章特别好，甚至惊出了一身冷汗，还说自己得让着点人家才行。一点文人之间的那种小心眼都没有，全是甘当人梯的大气概。正是因为有他这种胸怀，北宋的文坛才人才辈出。 除了写诗搞文学、干政治之外，欧阳修还是个史学专家和金石学的开创者。他主持编写了《新唐书》，自己一个人又写了《新五代史》，用历史学家的笔总结兴亡得失的道理；他到处搜集古代的文物和文字材料编成了《集古录》；他写的词婉约清丽；他写的《六一诗话》开创了文学评论的新方式。 到了晚年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六一居士”，说家里有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金石文字材料、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还有自己这把老骨头。在这喧闹的尘世里守着一方清净的地方过日子。他在朝中历经四个朝代的更替最后做到了副宰相的位置（参知政事），位高权重却始终保持清廉自守、没有忘记初心。 现在我们再看欧阳修这个人的经历和成就，读出的不只是那些千古流传的好文章本身。更重要的是那种文人风骨：运气好的时候不骄傲自大、心里装着天下大事；运气差的时候也不自卑自怜、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本心。他就像是一列穿过了千年历史的文化高铁一样，用文字铺就轨道、用风骨做轮子、用宽阔的格局做车灯照亮了北宋的文化脉络也给后来的文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他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圣人，而是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敢说敢做的真君子。这样的欧阳修值得我们永远记住他、永远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