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2026年的中国经济”这一议题，如何塑造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外部环境，成为观察中国发展前景的重要切入口。
与会专家提出，外部环境并非单一维度的“好或坏”，而是由地缘政治、经贸政策、产业竞争、全球治理等多因素叠加形成的综合场景。
达巍在论坛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整体态势看，有利因素在累积，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发展呈改善趋势，应保持信心与战略定力。
问题在于：面向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仍需更可控的外部条件支撑。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主要经济体政策分化、国际产业链重构持续推进，外部不确定性仍在。
对中国而言，稳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消除摩擦，而是降低冲击的外溢性，让风险可识别、可管理、可应对，从而为扩大内需、推进高水平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争取更稳定的国际空间。
原因层面，达巍将“更趋稳定”的判断与中美关系的可控性联系起来。
他认为，国际形势走向稳定的核心变量之一是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基本稳定。
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其互动不仅影响双边经贸，也会通过金融预期、全球供应链、地区安全议题等渠道影响世界经济情绪与企业投资决策。
若中美关系维持沟通并形成一定“护栏”，外部环境的可预期性有望提升，市场主体的风险溢价可能下降，跨境经贸活动的政策不确定性亦有望收敛。
在影响方面，达巍提出，随着持续互动推进，中美贸易、投资等经济关系可能朝着“重新平衡”的方向发展。
所谓再平衡，并非简单回到过去的高度依存模式，而更可能体现为在竞争中寻求有限合作、在摩擦中建立管理机制：一方面，双方在关键技术、产业政策等领域竞争仍将存在；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稳定、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产业链稳定等议题上仍具合作需求。
对中国而言，这种“有竞争、有对话、有底线管理”的格局若能形成，将有助于把外部扰动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为国内政策实施争取时间窗口。
对策层面，面对外部环境可能改善但不确定性仍存的现实，推动“稳”与“进”并举尤为关键。
一是继续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以自身确定性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二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推动制度型开放与规则对接，以更透明、更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增强国际合作黏性；三是强化风险预警与政策协调，针对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出口波动、资本流动变化等因素提前布局；四是通过多边与区域合作拓展“朋友圈”，在更广范围内分散市场风险、增厚合作缓冲带。
在前景判断上，达巍还谈及美国内政与政策风格可能带来的外溢影响。
他认为，美国政治人物在处理对外政策时，可能更强调国内议题与民族主义立场，关注“让美国自身更强大”，而非着力维系既有秩序与规则；在方法上，可能弱化传统约束、更多依赖个人判断与短期收益考量。
这一特征意味着，中美关系即便趋于稳定，也可能呈现“阶段性回暖与阶段性波动并存”的节奏，需要以机制化沟通与底线思维加以管理。
综合来看，2026年中美关系“更稳定”的概率存在，但这种稳定更可能体现为风险可控、摩擦可管，而非消除分歧。
国际格局的演变从来不是线性进程，但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相互依存始终是抑制战略对抗的深层力量。
中国在复杂变局中展现的发展韧性，既为自身赢得了战略空间，也为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东方智慧。
当世界站在新旧秩序转换的十字路口，2026年或将成为检验人类能否超越零和思维的重要时间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