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新一轮军事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战争形态与安全风险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与会专家认为，面向未来的智能化战争不再仅靠传统力量规模取胜，而更多体现为以信息为主导、以智能为关键、以体系对抗为特征的综合较量。
如何在科技跃迁与竞争加剧中把握制胜机理、构建与之匹配的新型作战能力，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课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并强调“加快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为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引。
原因——专家分析指出，智能化战争之所以成为未来冲突的重要样态，根源在于技术迭代推动作战链条重构：一方面，算法、算力、数据等要素深度嵌入侦察预警、指挥决策、火力打击、保障支援等关键环节，形成“感知—理解—决策—行动”闭环的加速运行；另一方面，智能武器装备在远程化、精确化、低成本化方向快速发展，使“先发现、先理解、先打击”的竞争更加激烈。
与会者指出，在这种背景下，新质战斗力可理解为适应新军事革命、面向智能化战争的新型作战能力质态，其核心不只是单一装备先进，而是体系层面的组织方式、作战理念和能力结构整体升级。
智能化战争对能力结构提出新需求，是新质战斗力建设的根本驱动；而新质战斗力能否形成并发挥效能，又决定了未来战争的制胜基础，二者相互牵引、循环迭代。
影响——专家认为，智能化战争可能引发作战内容与方式的多重变化：战场空间更趋立体融合，力量运用更强调跨域协同；作战节奏显著加快，指挥决策窗口不断压缩；关键要素从“兵力与火力”加速转向“知识与智能”。
有观点提出，面向未来竞争，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和体系集成能力，将成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力。
与此同时，科技发展也在重塑知识生产方式。
与会者指出，以大模型等新技术为代表的工具正在形成面向知识获取、分析与生成的“第二脑区”，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安全与治理新问题：一是认知空间的攻防更隐蔽、成本更低，舆论引导、心理对抗和信息操纵的风险上升；二是数据与算法成为新型战略资源，围绕数据主权、规则制定、技术标准的竞争加剧；三是安全体系需要从传统防护扩展到技术安全、内容安全、认知安全等多维度，治理边界更复杂。
对策——与会专家建议，应坚持体系思维与问题导向，从能力建设与安全治理两条主线同步推进。
其一，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
以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为牵引，加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布局，打通科研、试验、转化、应用链路，形成“技术突破—体系集成—实战检验”的闭环机制。
其二，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体系化创新。
围绕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辅助、协同控制、网络与数据安全等方向强化持续投入，提升自主可控水平，避免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
其三，把人才作为根本支撑。
专家强调，新技术本质上是人类思维的模拟与延伸，局部能力可能超越个体，但难以替代人的整体智慧与价值判断，因此必须更加重视指挥员和专业人才的思想力、判断力、组织力培养，推动“人—机协同”向更高层次发展。
其四，完善数智时代安全屏障。
加强舆情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健全制度规范与技术防护并重的安全体系，强化关键数据、重要平台和核心基础设施的安全治理。
其五，提升国际话语体系建设能力。
与会者认为，应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议题讨论与规则塑造，以更有力的事实、概念与叙事，阐释安全治理主张，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影响。
前景——专家普遍判断，智能化战争的演进不会线性推进，而将伴随技术突破、战略博弈与规则调整呈现阶段性跃迁。
未来一段时期，围绕算法优势、数据资源、体系对抗与认知空间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安全风险的跨域传导也更为突出。
与会者提出，需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同步推进研究创新：既要关注技术带来的作战形态变化，也要关注国家权力结构与治理方式在全球化、数字化条件下的调整，深化对数据主权竞争等新兴议题的前瞻研判，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对接，为应对复杂安全环境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与能力支撑。
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到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新质战斗力建设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思想引领。
正如专家所言，人类应主动以科技自我赋能，实现人与技术的协同共进。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立足自身优势，统筹安全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